于泽：外部冲击下韧性显现的中国宏观经济

于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

      2019年上半年，在“六稳”政策和系列改革举措的提振作用下，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各种下行风险的冲击，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处在合理区间。

　 　从需求侧来看，净出口对上半年宏观经济边际贡献最大。净出口从2018年对GDP负向拉动0.6个百分点，到2019年一季度正向拉动1.46个百分点，对GDP影响变动了2个百分点，1-5月份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同时，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下，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力，基础建设投资逐步回暖对冲了制造业投资下行，稳定了投资。

　 　从供给侧来看，最为显著的改变是金融业增加值提速，稳定了服务业增长。这背后是松紧有度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形势。一方面，股市走强带动券商业绩；另一方面，补充资本金后，银行表内信贷扩张，在稳定利差的作用下，银行业盈利水平提升。

　 　由于基建投资和金融业更多是在政策支撑下的企稳，随着总需求政策的边际走弱、改革红利的释放存在一定的时滞，在市场内生需求不足局面还没有改观的情况下，宏观经济企稳基础并不牢固，未来结构性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最大的冲击是来自于外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条件变化。从2018年开始，美方屡次单方面提高关税。仔细分析美方征税的范围和内容，可以发现更多是对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征税。美方的关税举措不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是美国国内制造业衰落多年之后的政治反映。美国的很多关税举措是希望能够加速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从全球价值链更多向北美、美国国内收缩，形成更加牢固的区域价值链，提升国内制造业地位。

　 　全球化在过去30年以来的快速发展，更多是经济动因，掩盖了全球化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当前的国际组织框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产品价值链和资金自由大规模流动的收入分配与经济波动后果，这导致了各国国内政治问题纷纷涌现，反全球化浪潮在一些地区出现。

　 　在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和新技术推动的数据流全球化趋势下，经济的全面隔离已经无法办到，同时各国国内政治问题诉求也不相同，全球化不会重现“冷战”中意识形态维度下的全球冲突格局，而是经济逻辑基础上的国内政治议题冲击主导型的全球化。国内政治议题的复杂与多变，意味着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不确定性加大，“黑天鹅”事件逐渐常态化。由于经济逻辑依然会起作用，中美贸易摩擦更可能的走向是一定意义上的以国家安全名义的“科技脱钩”，不会也无法走向全面“经贸脱钩”。我国显性技术优势主要在通信行业，美国打击中兴、华为确实对我国优势技术领域产生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我国经济是有足够韧性来抵御各种不确定性的。

一是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在扶贫提高收入、户籍城镇化等政策推动下，我国国内消费市场长期看还有很大潜力。美国正是凭借着庞大的国内市场超越英国，我国在这方面同样具有显著优势。

二是研发为基础的国内产业体系。全球价值链逐渐从劳动套利走向研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多年的积累造就了我国具备相应的基础。

三是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数据全球化和相关服务。当前的全球化从贸易、金融日益走向数据跨境流动，我国具有雄厚的数据全球化实力。

四是“一带一路”为基础的包容性全球化。国内政治议题冲击下的全球化核心在于各国不能合理分配全球收益，合作解决全球问题。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解决现有全球化存在的问题。

五是国内要素市场改革红利。我国经济增长中很大问题来自资源配置效率低，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可以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六是日益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国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各种短期冲击。

　 　从我国具有的经济腾挪空间来看，未来长期是向好的。但是，很多潜力的发挥需要国内改革以进行结构调整。下半年，我国经济一些短期风险需要防范。

首先，全球经济持续走弱。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投资和贸易下降，拉低各国增长。目前全球有陷入“永久停滞”增长阶段的可能。全球经济走弱对我国下半年出口提出了更大挑战。

其次，地方财政恶化的风险。由于我国的税制主要是和经济增速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收入受到冲击，面对减税降费的压力，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存在一定风险。

再次，金融条件变化的风险。在全球资产配置的压力下，我国面对着较大的汇率冲击。要实现进一步金融开放，需要特别关注汇率市场变化。同时，在制造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小商业银行不良问题没有见底，下半年可能会集中爆发。需要重点防范金融市场情绪变化。

第四，新经济逐步回归常态，泡沫消失。

第五，服务业进一步下滑。由于电子产品出口减少，信息服务业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在制造业疲弱的大环境下，生产性服务业受到很大抑制。

第六，就业质量降低的风险。我国总体就业还相对平稳，但是就业质量降低会直接拉低消费等国内需求。

第七，国内市场结构性下滑的风险。房地产投资下半年面临回调，投资效率依然较低，汽车消费会在下半年见底，但是不会回到快速增长态势。

2019年下半年下行压力将有可能持续，虽然中国经济展现了一定韧性，短期内还需要政策加大支撑力度。

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1%，可以完成全年目标。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6.0%。消费短期内下滑压力加大，预计增速为8.2%。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负2%，进口增速为负4%，贸易顺差为3800亿美元。随着内外供需环境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相对平稳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2%，PPI上涨0.5%，GDP平减指数涨幅为1.5%。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政策定位需要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