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强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张俊伟就此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表示，中央在年中推出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充分表明中央已经把恢复经济总量平衡问题视作当前经济运行的首要工作。

“可以预计，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中央将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张俊伟表示。

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

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就此，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明年财政政策的基调是“加力提效”，将力度和规模置于效果之前，体现出比今年和去年更强的稳增长取向。这意味着，明年财政支出力度将更大，赤字规模和专项债总和仍会保持一定强度，同时财政支出将保持一定强度，带动总需求回升。

罗志恒预计，基准情形下，明年财政赤字率或突破3%，提高至3.5%左右，当年新增专项债额度可能在3.65万亿元左右。

“在操作方向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侧重点会从投资拉动为主，逐步向以消费拉动为主转变，以消费带投资、促投资，形成消费、投资并重齐动的新发展格局。”中国财政预算绩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认为。

在张依群看来，加力提效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更加注重两个底线：一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重点做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提高地方政府债券投资的安全性、有效性，坚决打击各种违规违法行为；二是兜牢民生底线，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入手，充分发挥一次分配市场调节基础作用，二次分配政府调节保障作用，三次分配社会调节善心善举平衡作用，三次分配协同加力推进共同富裕。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是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罗志恒表示，近年来，伴随减税降费进行和疫情反复冲击以及房地产持续下行，地方债务到期和付息压力叠加，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形势矛盾，三保问题突出，影响了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进度。有必要提高国债规模和占比，再转移支付给地方，借此逐步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加大力度支持小微、科创、绿色领域

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记者注意到，本次会议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这一提法，与12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一脉相承，区别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表述。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就此表示，这强调了货币政策的精准性。目前，实体经济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更多要靠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发力。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可以发挥稳定金融市场运行的功能。同时，小微、科创和绿色发展仍然是明年的主要支持方向，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需要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这些方面的信贷支持。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的提法与近年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合理适度”“灵活适度”等提法不同。他预计，明年货币政策力度将会加大，降准、降息等总量政策将会择机推出，各种结构性政策工具也有望加量。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表明下一步阶段货币政策将重点在“精准”和“有力”两个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精准”，就要突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定向“输血”，实施精准滴灌，优化信贷结构。比如，引导金融机构发展科创金融、绿色金融，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支持；落实《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

“有力”，应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继续向市场发出稳增长、扩内需的明确信号；继续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尤其是5年期以上LPR适度下行，既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又激发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表示，“有力”意味着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同时要有力度。连平表示，货币政策力度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匹配。财政资源投入后，需要金融的配套支持和跟进，否则财政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通常而言，1元的财政资源投入，需要4元以上的金融资源投入来进行配套，以实现较好的宏观政策的效应。本次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那么货币政策也要与之配合，向偏松的方向进行调整。

“这意味着2023年可能有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宽裕，推动市场利率水平进一步下行，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连平表示。

“货币政策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稳增长中将发挥积极作用。”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在稳增长过程中，货币政策既要积极发力，又需要珍惜政策空间，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争取用较少的资源取得较大的调控成效。这就要求采用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工具，以结构性政策工具为主。明年欧美国家加息速度降低，从外围减少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降息仍然有可能，中长期贷款利率下降的可能性更大；降准也还有政策空间，可以为银行体系提供中长期流动性支持，在具体操作上会更加精准谨慎。

产业政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会议提出，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会议还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多位接受上证报采访的专家表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明年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有助于更好实现这一目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吴垠表示，我国的产业政策以往是一马当先，产业唯一，但缺乏配套金融支持和科技支撑，产能过剩、低端竞争等问题经常出现。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可以发挥合力，有利于突围核心技术、增强产业竞争力。

吴垠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优化产业政策，预计明年的产业政策会进一步聚焦关键领域。

吴垠认为，发展数字经济是明年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当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人力资源和金融体系优势，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壮大，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博览财经首席经济师李宏图认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是明年产业政策的重点内容。可以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此外，还需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

李宏图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产业政策是另外一个重要抓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对我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实现跨越式发展至关重要。

社会政策：兜牢民生底线 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会议提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稳妥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杨畅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社会政策方面，会议着重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就业、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生育支持、延迟退休。

“根据前11个月的就业数据，青年人口就业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改善，但城镇调查失业率仍然偏高，进一步强调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是当前的切实需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有利于满足广大老百姓的就医需求，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完善生育政策与延迟退休，也有利于缓解人口的总量压力和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杨畅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和往年一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分重视对社会和民生工作的部署。目前，中国的整体失业率不高，同时16到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显著高于整体失业率，因此青年就业是会议提出“三稳”中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推动医疗资源均等化，是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步骤，能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同时，通过投资补医疗资源布局短板、拉动医疗消费，有利于促进内需进一步扩大。”唐遥说。

他还分析表示，由于我国面临老龄化挑战，支持生育有利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提出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和我国预期寿命的增长相适应，这一方面能提升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资金的短期和长期压力。

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 提出六个“更好统筹”

会议提出了六个“更好统筹”，包括：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要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

对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继续将“质”排在“量”前面，而且“质”的要求是“有效”提升，显得更为迫切。“质”的重要性上升，也意味着抓经济质量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GDP的含金量，或者说经济增长是否能带来更多绝对量和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表示。

摩根士丹利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章俊表示，传统发展过程中关注较多的是需求，而高质量增长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未来的供给侧改革将更多聚焦“补短板”，弥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创新方面的不足、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不足。

章俊说，在未来经济转型过程中，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同时把更多注意力放到深化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的能力和质量上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着力扩内需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会议强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专题组负责人、首席分析师杨畅就此表示，目前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为经济总量的修复创造了良好环境。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有利于统一思想，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进一步聚焦到稳经济上来。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明年国内经济增速将出现较大幅度反弹，其中居民消费修复将成为主动力，改变2022年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明显增强。“这也是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王青说。

会议指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对于更好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非常重要。李迅雷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另一方面，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即从过去主要从房地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转向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上获得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在政策上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

第二，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增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李迅雷认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三是建议中央财政向全体公民发放消费券，规模不低人均1000元。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会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核心竞争力将成为衡量国资国企改革成效的新标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高度重视，下一步，现代企业制度将成为国有企业加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是改革着力点。”李锦说。

关于现代公司治理，李锦认为，一方面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改革重点是进一步厘清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权责边界，形成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根据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

李锦认为，在改革目标方面，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将成为下一阶段衡量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标准，预计下一步会对国企核心竞争力的评判标准进行统筹与分解，对实现这一目标进行过程式与系统式分析，并可能研究作出新的部署，包括发布相关文件等。

会议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接受采访表示，民营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增加税收、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新、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企在实际发展中，仍面临市场准入、融资困难、权益保障等难题。破解民企“不公平待遇”、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始终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思路。

刘锋表示，近几年在放宽民营企业准入方面，我国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政策执行要进一步加强，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些大政方针、具体政策落实到位，做到国企、民企资源配置平等、市场地位平等。

另外，他提出要推动进一步放宽准入，在保证市场有序竞争的前提下，允许民营企业通过正常市场竞争超越国有企业，真正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

更大力度吸引利用外资 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便利

会议指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要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聂平香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明年我国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的政策将更多聚焦两方面：一是针对市场准入限制较多的现代服务领域，放宽市场准入；二是对标国际高标准的规则制度，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比如出台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加快数字贸易等规则、标准的探索。

聂平香认为，“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意味着要优化营商环境。应考虑为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政府采购、标准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给予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同等待遇，为外资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表示，此次会议部署的工作向外界传递出我国大门不会关闭的信号，我国开放的脚步将越来越快。“我国制造业已成为吸引外资的重心，针对制造业的开放合作政策越来越多。下一步，新的开放重心应放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扩大相关市场准入。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开放进程在商业、金融、通信等领域开花结果。”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记者表示，全球供应链在未来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我国需要通过更有利的开放政策、更稳定的开放环境吸引更多外资，助力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在邵宇看来，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为代表的高标准国际经贸协议，在知识产权、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对准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标国际高标准推行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举措，不仅能起到稳定外资、稳定外贸的作用，对我国经济未来的转型升级也能够带来额外的动力。”他说。

白明认为，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国际经贸协议，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能够帮助我国更好地走向世界，与国际高标准看齐，合理利用国际资源谋求高质量国际合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议指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预计，2023年政策面将重点引导房地产行业尽快实现“软着陆”，带动商品房销量、房地产投资以及土地市场先后企稳回暖。

王青表示，下一步，房地产政策支持空间依然较大，除了有效落实以“三支箭”为代表的房企金融支持政策外，在放宽购房条件、降低首付成数、下调居民房贷利率方面还有较大空间。

“目前仍有部分经济金融风险有待暴露和进一步处置，这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工作。”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建议，一是夯实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建立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制度；二是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优化改善房地产支持政策；三是加强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更好防范未来的风险形成。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作者：陈芳等，原标题：《中央定调！十大要点，火线解读！》